罗沛霖传● 二

罗沛霖传

Luo Peilin’s Biography

5. 初恋

罗沛霖自己十二岁就被订婚临时大总统的一个孙女。他决定趁早远走高飞。离家在外，追求自己的自由。十八岁竟碰上了个十年相识、七十年婚姻的灵魂伴侣杨敏如。

（以下摘自杨敏如记述《蒹葭》）

我们有缘相识是在九一八事变（1931）那年的夏天，是在北京。我十五岁，他十八岁。

堂哥带沛霖过来之前，向我们一家介绍说：他很倒霉，初中二就被父母包办婚姻。订的是前大总统冯国璋的孙女。他抗拒不成，渐渐养成一种落落寡合、强犟无羁的怪脾气。同学喜欢他、佩服他，却又不敢惹他。你们千万注意不可触动他的痛处。

我热心地教他怎么下跳棋、打扑克。喜欢听他唱歌、讲古诗、辨花木、谈鲁迅和莎士比亚等。罗沛霖会唱几首英文歌，唱了电影《流氓皇帝》中的主题歌《仅一朵攻瑰花》，杨家兄妹喜欢，成了后来夫妻至今的“纪念歌”。

初识以后，沛霖上了上海交通大学。我们回到天津继续读高中，但因都住在天津，从此更添来往，遂结为挚友。“九·一八”抗日高潮使我们的交往内容变得严肃起来。我们都为自己在养尊处优之中浪言革命进步而脸红。彼此各自尽力参加学校的军训、集会、罢课、请愿、学战时医护等。我哥哥杨宪益为抗战表现得最为彻底，他改穿中式衣裤，屋里的墙上悬挂一张中国地图，东三省一块涂上黑墨。母亲也随着哥哥，天天把报纸上抗日的消息念给保姆和丫头听。每天早晨送我念书时念叨：“好好念书啊！日本人都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！”她自己响应进步团体的号召，在桌子上缝制义勇军的棉衣裤，而不是平时的床单、枕套、绣花补花。而我做得最差。当时被教会中流行一种圣灵附体的邪说所迷惑。我一面和沛霖、哥哥立约，不再迷恋歌舞、电影，不任意吃西餐、买洋货等，一面大胆向沛霖“传教”。我倒并不是宣传迷信，而是宣传《圣经》中说的爱的伟大和威力，话是不错，可它无意间就支持了当时的一种不抵抗、不斗争的逆流。沛霖立刻回了我的信。他没有讥笑我，而是说唯爱主义之行不通。因为世界本不平等。他在大学结交的同学有张大奇、钱学森等都曾参加学校的进步组织学习会，讨论马克思主义。后来这些进步的学习会被解散了，独有钱学森表示：不通过流血的革命，仅仅读书和呐喊是没有用处的。学森的话着实打动了沛霖。钱学森是个优秀的学子，他交大毕业后留学美国名校，又在海外作了教授。罗沛霖毕业先为逃避结婚去了遥远的广西，法律解除婚约后，又立志革命，为抗日赴奔延安。学森为罗沛霖喝彩道：“我们这些人中还只有沛霖真的去投了革命。”

我们二人的通信来往是由我开始的。女孩子主动向男孩子写信在当时是不庄重的行为。我只得一直在为自己的失态解释、分辨。现在老了，我愿意承认，确是我一开始就对他产生了“爱情”，不过那时还不明白也不承认那就是“爱情”。另外，我们大概实在本就是一对柏拉图式的“灵魂伴侣（soul mate）”。 是结识沛霖并通信几年后，才使我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情的。

杨敏如读高三时，收到沛霖所赠毕业礼物：一本制作极精致讲究的纪念册。前几页是沛霖自画自制、用西洋花体字写下的《圣经•哥林多前书》第13章的经文（是她曾抄录过赠给他的），饰以花边，分段剪贴，制作得极精美。罗沛霖在册的尾页上写了一段话，内容首先是赞美爱最伟大，爱永不灭；然后全部推翻，说这在现实社会中全不可能。又在结尾恳切地写下一段话：“幸福的环境往往使人自纵，我常以此自戒。现在我以十二万分的好意，来劝告我十分敬爱的朋友，千万不要让幸福毁损了你纯厚的天性。”

正如《蒹葭》情歌所歌吟的一样，我和沛霖曾在许多障碍与磨难中培育着我们真实的爱情：我们的“在水一方”是哪些呢？第一，双方家庭的偏见；第二，我母亲的反对；三，我二人之间的思想隔阂和误会。但是抗日战争的发展，我们的觉悟和成长，使我们培育出了真正的爱情，因钟情种下了福音，终于在共同的抗战理想中，有情人成为眷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