罗沛霖传●四

罗沛霖传

Luo Peilin’s Biography

7. 罗沛霖与钱学森

罗沛霖1960年作词送他的老同学：

浣溪沙
燕城
贈錢學森兄 1960
徐匯相逢劣雨天
磯城聽曲飲難酣
隔洋惆悵幾溫寒
風骨肝腸猶昨夕
胸怀意氣暢當前
白窮掃卻更開顏

敏如注：这首词应与沛霖写过的一篇文章《浦汇、矶市、燕城，忆钱学森兄的二三亊》（收于2003年《罗沛霖文集》）並读。在那篇文章中，这首《浣溪沙》是作为引子出现的。一文一词，沛霖与学森的情谊真实可见。

他們一南人、一北人，學森略長一、二歲，曾都在北京師大一附小，不過因不同級兩不相識。後相互談起一位恩師于士儉，才知同在一個小學，兩人長大後，都曾拜訪過于士儉恩師道謝教育之恩。沛霖1953年舉家遷北京時，又把长子羅昕插班入師大一附小，再得于老師的教誨，老先生曾為此非常感慨。學森與沛霖相識為友乃是在上海交大。學森曾與沛霖南開中學同窗鄭世芬同室。由此沛霖才得結識學森。錢在交大認真讀書，成績優異，是第一名的好學生。沛霖人亦聰明，考進交大的物理是一百分，但散漫成性，成績自然劣等。學森對鄭世芬說：羅沛霖的才學並非不如我，他只是不屑于得高分而已。沛霖聽了，一面佩服學森，一面沾沾自喜。說到涉獵課外書籍，二人都求知心切，閱讀甚廣。學森雖寬，寬中有專；沛霖抓到什麼看什麼，興趣很雜。

當時正是日本軍國主義猖獗侵華，祖國在危難中。沛霖羨慕同學錢學森、張大奇等參加了校內的秘密讀書會，學習馬列主義。自己愧未參與。讀書會被迫解散後，又聞學森論及書生救國不解決問題，必得投筆從戎搞流血革命不可。沛霖幡然有悟。後來上海淪陷隨工廠退移武漢，始下決心投奔延安，跟隨共產黨參加抗戰救國了。
在交大時，兩人對西洋古典音樂還有共同的愛好。學森參加學校的銅管樂隊，每日抱着白錚錚的一個自購喇叭吹練，還買來成套名家名曲的唱片欣賞。沛霖無錢，但他跟着從樂隊借來一個長笛學吹，並在拍賣行購舊唱片欣賞。兩人共享唱片。他們兩人可能都是受了各自未來妻子的影響。學森與蔣英門當戶對，青梅竹馬，長大結為美滿婚姻。蔣英在德國學聲樂頗有造詣，婚後就不再唱，但回國後在中央音樂學院教出弟子譽滿天下。我自幼習鋼琴，沛霖和我交往，贈貝多芬Sonata的樂譜，使我能習奏貝多芬《月光奏鳴曲》。

我二十歲他贈我該曲的唱片作生日禮，裝在自制的細木匣中，上面鏤刻了我的名字。後來與很多他精心挑選和親手製作的信物一起，都被紅衛兵抄走了。我和沛霖曾玩笑。他說：我如寫自傳，名叫“逃、逃、逃…”多次遇險逢生，得來一個豐富的生命；我答：我如寫自傳，名叫“失、失、失…”，失去所有书籍、留题、金石、唱片、像片、首飾、紀念品，換來一個多彩、多福、高壽的生命。二人大笑。这是後話。
沛霖与學森交大畢業分手後，偶有通信。沛霖得知他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，學成復往加州理工學院師從噴氣動力學創始人馮.卡門教授，並時時惦記着互相勉勵來日“聖城”（指莫斯科）相會；沛霖則親身到了延安；後我哥哥楊憲益從牛津來信告：將來我也要赴“迦南”（指延安）。可見當年海外學子何嘗不顧念祖國的危難，誰人不對國仇切齒。以今日中國之富強，如不復再有當年青年對國家的憂念，可算背叛了錢學森、羅沛霖、楊憲益等一代赤子。

學森一去十年，赴美國學成，當內戰正興時悄然回國，從上海又到北京。當時沛霖已受命赴美國學習，正擬求助于學森。當面策劃了沛霖如何申請，學森如何推薦，適葉企孫邀頤和園游，沛霖、企孫、偉長、學森盤橫數日，國事前途樂觀，雖然沒有估計到只再過兩年半就摧枯拉朽地取得了全國解放。別後，學森回到美國開始作接應羅沛霖的努力，通過教育部朋友幫助批准出國簽證、銀行朋友幫助換匯、嫁了民族資本家盛錫福劉家的十二妹幫籌資，黨有小筆資助已在先出國的張大奇處可在美國見面時領取。來也匆匆，沛霖35歲到了世界工程師嚮往的加州理工學院，奮力勤讀，一掃交大時的散漫不羈，一家人及親友都為他驕傲。但只20個月後中美形勢吃緊，朝鮮戰爭迫在眉睫，他決心放棄博士學位回國了。真是去也匆匆，沛霖的導師為他奔走，校方通融認可一門在交大高級課程的學分，特許提前完成學業。學森又帶領同學在沛霖已經上路歸國時替他謄寫和增補，完成手續，終於沛霖既早歸，又得博士學位。22個月得博士成為嘉談。黨的使命、沛霖的努力、眾人的幫助、確實不假，促他成為一個紅色的戰士、博士和院士。

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的办公室至今还在，走廊上有这张历史名照：路德维格.普拉德（Ludwig Prandtl），钱学森, 冯.卡门（Theodore von Kármán）。普拉德为纳粹德国服务，钱和冯.卡门为美国政府工作。照片是战后冯.卡门和钱代表美军在德国会见受审查的普拉德。后来钱投奔了中国。三代加州理工的得意师生，都是现代空气动力学的创始科学家。冯.卡门在《自传》中为科学和政治无比感慨。

沛霖在洛杉磯，除了讀書辛苦，還有家事憂念。一個最大的快樂，便是每週在學森、蔣英家的聚會。蔣英每次專用一個紫色的水晶杯招待沛霖飲酒，延用到後來回國。以她聲樂家的學識，和兩個科學家侃侃議論歐洲風習和古典音樂；三人一起聆聽和欣賞當代名家的演奏。沛霖覺得很開眼界，頻頻家信，除了報告學業和分數，便是對音樂的心得。我們家從重慶後方遷回到天津時，沛霖託付五姐的貴重文物等都已大盡、我家連鋼琴也變賣了。我收入菲薄。虧得沛霖首次寄來兩只盤尼西林針劑，從百日咳中救了大兒一命；二次寄來美金五元，為我購得一只國產手錶（以便教書掌握時間），又購《幹部必讀》一套数冊用於日常學習；第三次寄來美金百元購置了一架舊鋼琴，結束了我內地十年未碰琴鍵的寂寞。我母親第一次反對了我的任性，認為妹妹的生活亟需更要緊，不得已自己賣掉一股銀行的股票寄給她了。沛霖歸國告我，報關時一個海關職員盤問：15英吋電磁揚聲器一只，自制複雜真空管放大器一台，唱片數十張等等，卻竟沒有一雙人人攜歸的時尚美國玻璃絲襪… 您的太太會怎麼說？我心想，這就是我們真正的愛情。

1955年學森一家榮歸。5年前沛霖返國時借學森款買船票。欲還，學森說：不要還錢了，為我小兒永剛買個公債支援國家建設吧。于是永剛雖小，回國前已為新中國作了貢獻。他们夫婦帶着一子一女和若干輜重归国。蔣英沿照外國习俗将她女兒用過的婴儿用品打包传给我的初生小儿，足見親情。學森小女永真是生於沛霖歸國將別時，就認了乾女兒。2011年沛霖臨終時，竟得乾女兒的照看。呼“乾爹等我再來”，令人斷腸。